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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行业有天才吗?

 

【新译者访谈】黄灿然:其他工种或许存在天才,但翻译没有

“我早已确定自己后半生都是要用来服务别人的,不再为自己考虑。而我服务别人的方式就是做翻译。”

 


“译者”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,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,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。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,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,有辛劳,有才华,有热情,也有故事。

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:傅雷、杨绛、草婴、朱生豪、钱春绮、柳鸣九……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。相比起来,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,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。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,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。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:何为优秀的翻译?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?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?

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,他们大都正值壮年,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,已经饶有成就,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。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。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、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,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。

我们称之为“新译者访谈”系列,这里的“新”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。这应该是第一次,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。

今天,我们推送的是“新译者系列”访谈的第十二篇,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英语译者黄灿然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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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黄灿然约在香港鰂鱼涌地铁站出口的一间星巴克见面,再往前走不到五百米,就是他曾经工作了25年的《大公报》所在地。

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标,关于北角、维港、茶餐厅与出租车司机,作为诗人的他几乎写遍了此处的一砖一瓦。咖啡店的玻璃墙外,不时走过三两个熟面孔,都是他的旧时同事。向他问起,“你同事知道你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吗?”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罢了,这样才能干好自己的活。”他调侃,以前办公室的干活用的书堆积如山,从来不会不见一本,他习惯将翻译称为“干活”,报馆的夜班工作,收工已是凌晨,他常常在工位上稍作休息,喝杯咖啡,干一两个小时活再回家。

1990年,黄灿然考入大公报任国际新闻翻译。没有做文学编辑,也没做专职作家,这份工作中接触的广,社会、时政、时装、医疗都有涉猎,至少翻译了一千五百万字的稿件。对他而言,新闻翻译如同一个基地,通过高强度的英文阅读,训练快速理解的能力与敏感度。“虽然工作和生活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,却只占我百分之五的脑力,相反,诗歌和文学翻译用了我百分之五的时间,却占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脑力。”他说,离开办公室一分钟,他就能把工作的内容给忘了。

三年前,做纹身师的女儿建议他离开香港发展事业,加上公司环境的变动,黄灿然辞了职,卖了刚装修没多久的房子移居深圳洞背村。他写过诗赞美这一片海边的山村,“阳光灿烂的早晨,我一边听巴赫的组曲/一边做校对。在从一个音轨 / 过渡到另一个音轨的间歇/我听到楼上小男孩跟母亲说话的声音──觉得这是我听到的/最纯粹的音乐。(《间歇》)”,还是三句不离干活。

有年轻作家羡慕他现在“隐居渔村,潜心写作”,黄灿然却说大隐隐于世,在香港的日子才是真的隐居,在深圳与邻居、诗友往来得更多,顶多只能算是小隐。

20岁才接触到英文并为之入迷

“学历无所谓,重要的还是理解,我一辈子都没使用过我的文凭。”不同于那些学院派出身的译者,黄灿然毕业于暨南大学国际新闻专业,这是他的最高学历。

在此之前,黄灿然在泉州山村长大,过着虽然清贫,但与青山绿水为伴的日子。那是个高山的村子,四面环山,他小时候便感到生活在半空中。后来去邻村读小学,再到镇上念中学。1978年,黄灿然跟随两位姐姐移居香港,和那些同属移民的大陆亲友们一样,进入制造业,开始去制衣厂做工,这一年他15岁。

他的工作是给牛仔衣打枣,属于一学就会的那类活,有一次他的大拇指被整颗钉穿过,就去医院做了手术。

尽管作为工人表现的不错,但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,独来独往,没有朋友,又不认识任何作家或者同样喜欢文学的人,为了排解青春期的孤独与彷徨,几乎所有的工余时间,黄灿然都花在了看书上。每到周末就去旺角逛书店,他看遍了市面上所有的书籍与报章杂志。从《大公报》上萧乾的连载《未带地图的旅人》,到《信报》对福柯、德里达等等新潮理论的介绍,从《读书》杂志的创刊号,再到陈冠中的第一本书《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》,还有种种的音乐周刊、电影周刊,他一网打尽,没有错过分毫,彼时的大陆,新文学以来作品尚未开放,而香港已有书社翻印那一时期的文学名著,虽然粗糙简陋并不清晰,但保留了原来的板式,他也一一买来照读不误,颇有几分怀旧味道。

从没接触过英语的他,20岁靠念夜校入门,同学换了一拨又一波,他的迷恋却一发不可收拾,在《我的衣食父母》一文中他写道:“奇迹发生了,从夜校第一堂课起,我便对英文入迷,就像当初念第一个中文字就对汉语入迷一样。大陆中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,我称为概念联想法,例如农村、城市、农民、工人;而香港小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,我称为读音和拼写联想法,例如 cake,cat,car,bar,bag, bay,或者说,我一开始就学会了用这种方法来背单词。”

两年间学完了香港六年的英文课本,黄灿然在尖沙咀买了本叶芝诗选。叶芝的诗,以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,是颇有难度的。他买下书,算作对自己一个承诺:努力自修英文,务求看得懂叶芝和其他英语作家的作品。
书店里放在叶芝的旁边,是一本卡瓦菲斯诗集,他常常流连在书架前翻阅,犹豫不决买还是不买,持续了一年多。那时的黄灿然刚开始写诗两三年,对自己英文水平也没底,所以反复思考,卡瓦菲斯算不算一个好的诗人。多年后,他成为了把卡瓦菲斯介绍进入中国的译者,他早已认识到卡瓦菲斯是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之一,“他是不可模仿的,即使是通过翻译也仍能感受到,他那种略带怀疑若即若离同时又平静如清晨的淡泊的月光的语调,确实是独一无二的”。

1984年,黄灿然考入暨南大学。9月开学,他立刻认识了高他一届的沈宏非,加盟了他所创办的红土诗社,10月开始写诗发表作品,投身创作。

到了大三大四,基于兴趣,也因为所欣赏的那些新文学诗人都身兼翻译家的身份——穆旦的翻译大气有系统,在四十年代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,还坚持对技巧的追求;冯至里程碑式的《十四行集》,让少年时代的他领略了诗歌语言的奇妙,他的翻译少而精,译的里尔克、歌德和海涅一直是最好的;王佐良则不仅广,更保持着高水准与品味。在这些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,黄灿然自己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。

他用来开刀的第一本书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,当时也没想那么多,在外文书店买了英译本,借助辞典,不知不觉间就开始了翻译工作。在此过程中,黄灿然意识到三联书店《新英汉词典》的一些缺憾,于是找来郑易里《英华大词典》做补充,后来又加入陆谷孙的《英汉大辞典》,他在文章中写道,“如果我有甚么值得张扬的自我为是,那就是,我对各种词典尤其是英汉词典的编纂者,常怀感激之情”。

第一次译诗失败了,“我的诗龄只有一年多,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,一切皆浅。由于想像力不够,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,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,结果是胡猜、简化、曲解;又由于我英语理解力不够,我也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理解力,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英译。”好在这也是最后一次失败。

“一个人对一个帝国”的气魄

在大公报工作的二十几年间,他遵循一套稳固的时间表。中午过后起床,到楼下的茶餐厅吃饭,做会儿文学翻译的校对工作,然后到写字楼返工,在深夜里接受并翻译从地球另一端发出的通讯稿。下班回家看书翻译到早晨,正职之余,业余的文学翻译将他“看得紧紧的”,枯燥的作息可谓一目了然。而他的诗集《奇迹集》就是那段时间写下的。

他说,“新闻翻译最初几年的训练和实践,对我的文学翻译十分重要。那个量非常大,对于理解力和翻译技巧的提高都有莫大裨益。”

黄灿然接触普希金是在1988年。在他喜欢上普希金之前半年,他还在朋友面前大骂普希金。这对他是个重大教训,从此他为自己立下原则:勿随便对自己不喜欢的经典作家信口雌黄。因为不喜欢可能只是“尚未喜欢上”。普希金的诗歌让他深受感动,“普希金是第一位我有系统地阅读的大诗人,他所有诗歌作品,长诗、短诗、童话诗,我全部细读,全部喜欢,他在我心中确立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。”。


布罗茨基
也在是八十年代末,黄灿然读到了布罗茨基的中译诗,让他印象较深的是吴笛译的《黑马》,诗中有这样的句子,“黑色的穹窿也比它的四脚明亮。/它无法与黑暗溶为一体//在那个夜晚,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/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”,“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”。他还从图书馆借到了散文集《小于一》的原版,但他那时的英文水平还不足以完全消化这样的书。最初他并太喜欢布罗茨基,“感觉他蛮傲慢的,这种最初不喜欢然后很爱的例子在我文学生活中常常出现”。

布罗茨基成为黄灿然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大的作家之一,他顺着线索去读布罗茨基崇拜的人,如奥登、卡瓦菲斯和拉金等诗人。他认为,布罗茨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人物”,不同凡响,有着种“一个人对一个帝国”的气魄。

黄灿然只翻译自己喜欢欣赏的作品,这些年他还翻译了里尔克、聂鲁达、米沃什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巴列霍、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等诗人。对于“诗歌恰好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”这一流传甚广的看法,他说,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,那就是“好诗是可以在翻译中保存下来的”。黄灿然认为,诗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,一种是与本民族语言关系非常密切,以致于无法在另一种语言里重现,尤其是音韵。比如哈代、叶芝、奥登、弗罗斯特、拉金都是不可译或很难译的,译了丧失太多。另一种则涉及的是人类的感受力,可以在另一种语言里重现,如“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”之类的语言,这类型的诗人有惠特曼、艾略特、毕晓普、阿什伯利,以及卡瓦菲斯、萨巴、布莱希等人,他们的东西译过来,哪怕是转译,好东西都能保存在译文里。

所以,这两类型的诗经过翻译后是不一样的,“如果你已经觉得中译的拉金不错了,但我可以告诉你,原文的拉金还要好两三倍。如果你说艾略特中译也很好了,那我可以说,原文略为好些,但不会好过一倍。”

他早年翻译过苏珊﹒桑塔格的《疾病的隐喻》,后来出版社找上门来,请他译桑塔格同系列中那些难度低的小说、专辑、琐碎的日记体,黄灿然的态度是“给多少钱也不干”,他坚持要求自己的作品是高端的、凝练的,他有他的讲究。此外,他还翻译了桑塔格的《论摄影》《同时》《重点所在》和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等一系列作品,黄灿然认为桑塔格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,即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,又敢于冒犯大多数民众。

每天文学翻译的稿费还不够买一包烟,即使名家如他,稿费标准也只有千字60至80,而他一天只翻几百字,反复打磨。在他看来,享乐很容易变成为乐所享,要发挥所长,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。“我早已确定自己后半生都是要用来服务别人的,不再为自己考虑。而我服务别人的方式就是做翻译。但翻译稿费之低实在是不能提的。文学翻译越多,越认真,就越穷,常常要写点报纸文章补贴。基本上,我做翻译甚至比写诗还惨,写诗就是不赚钱而已,而且实际用的时间很少,翻译占去大量时间,实际上变成赔本。”

“如果没有定力,可能早就崩溃了”

初搬到深圳的时候,黄灿然精力主要在写诗上,间或做些《小于一》和曼德尔施塔姆的后期工作,几个月后才再度投身翻译。

黄灿然着迷于布罗茨基的文体与“书体”,还有那近于中立的语调,《小于一》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散文集,售出七万册,创下销量奇迹。他在译后记中他写,“这本书的翻译头头尾尾耗时两年,其间译者经历了离婚、父亲逝世、卖房子、搬家,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岗位上辞职,再从香港迁居深圳等人生重大变故,仿佛译者也必须以实际行动对原作者表示一定敬意似的。不过,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才对,是翻译和漫长的校对工作帮助我度过了这些原应是艰难的时刻。”

埋首书堆的日子,他的工作量相当巨大,手头加起来一千三百页的希尼诗文集刚刚交稿,家中翻烂了七八套辞典,长期保持着google在线,他又开启了新的工作,今年计划出版五六本书。


桑塔格
“干活”的时候,黄灿然有他的节奏,喜欢在翻译大部头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小书。去年他母亲生病四个月,在回港照料期间,上海译文出版社邀他翻译费伦盖堤的诗集,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轻松完成,把它看作休息。译完比希尼文论更难的诗选,他形容“像下地狱一样”,再翻译伊朗导演阿巴斯的诗集,行文如徘句一样短小,又多为景物和感悟,他一个星期就译出,连在火车上都拿着手机翻译,完全停不下来。“相对下地狱,简直是舒服得上天堂,如果没有这一周的调剂,我可能要花两个星期都不能调整过来”。

他说其他的工种或许存在着天才,而翻译没有,需要经验与耐性 ,要经历一个千锤百炼的学徒期,它的盛年在40到60岁之间,译者35岁前能出版一部让后来的自己不感到汗颜的作品,已经是种幸运。

译者和读者之间最好的关系,黄灿然认为,是译者从原著中保留最好的东西,未必完全一样,但尽量原汁原味,读者信任译文,怀着新奇探索的心情去读,会发觉真的很好。就像时装品味、化妆品档次、食物味道一样,通过阅读,能让人提升自己,这当然不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情。“我清楚我要干的是什么,坚持十年二十年,坚持就是胜利,很多读者就会认可,他们有相同的感受,甚至正在影响别人,波澜不断扩大,就能影响文化圈与社会审美,我二三十年都是走的这样的路,就继续下去吧”,黄灿然如是说。

在新闻界干了二三十年,经手的文字已经远远超出一般读者一生的阅读量,黄灿然现在反而鲜少阅读报章杂志和小说,因为不想浪费工作的时间。“那说到底是一种消遣,小说能受到新媒体、电视电影的影响,能够翻拍成影视,而诗歌则不然”。他说,以前为了生计,写的文章多,现在他改变了想法,翻译之余尽量写诗就好,为了珍惜自己。

临别前,他再次强调保重身体的重要性。“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”,创作需要等待时机,而翻译是一项需要有长期规律的体力与脑力劳动,一时间拼命干,很容易搞坏自己。这些年来,他的计划表上永远有新书排着队,“如果没有定力,可能早就崩溃了”,他把自己形容成机器,每天都要启动,哪天油不够了,就面临停电停工。所以要确保营养、持之以恒,不要胡思乱想,翻译带来的生活节奏,也让他的创作得益。

访问结束,黄灿然说,原本想顺路去大公报探探旧同事,但想起手头的翻译还没做完,所以要去影印店印些文稿,“还有活要干”,他笑两声,转身消失在人潮中。

 同题问答

界面文化:你最喜欢的翻译家前辈是谁?

黄灿然:傅雷。虽然我可能在道路上与他不同,他要很中文的表达,我则完全相反。但他是很认真对待自己的译者,他早年翻译了很多东西,后来又推翻重来,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看出自己的缺点,再从头来过,这很了不起。

界面文化:你认为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?

黄灿然:很少会有译者会说“我是直译派”,但我就是这样,我也不允许修改,把文字弄得好听一点。我不讨好读者,但也不能弄得我自己都读不懂,困难的地方稍微照顾一下,加一些注释。

界面文化:你现在最想翻译的作品是?

黄灿然:下一步就要翻译的是一个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,我一直想从英译把它转译过来。

界面文化:当一部作品出来时,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?

黄灿然:这是无可避免的,总归有一个错误率的问题,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有错,但就目前中国而言,我可以向读者担保我是在最好之列的,也是错误率最少的。再说,具备挑错资格的读者有多少?我都不敢评价人家的译作,这除了需要大量的阅读量,还要跟别人对比,甚至跟上一代的参照,要有容纳不同风格的宽容度,这都要花费很多的精力。

界面文化:你是否认为翻译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?

黄灿然:这是最不公平的一点,当你的书畅销,但是你没有版税,跟你没有丝毫关系,所以我把那些再版的样书都扔掉了。翻译《小于一》,出版社实在是不好意思了,给了我百分之一点几的版税,我已经多收四五万块了,所以我计划这两年把稿债还掉之后,下个阶段就计划慢慢转向公版,改为拿版税。

界面文化:你认为稿酬多少才合理?

黄灿然:稿酬怎样都不合理,唯一合理的就是版税。这是一种剥削,甚至可以说是文革留下最坏的东西,最终一定是要打破的。我干了二三十年翻译,也不会去计较钱,年收入几万块和几十万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,但这是一种公平的意义。没有版税,就变成人家的奴隶,我是愿意做奴隶的,但是你把我当成奴隶,那我就不高兴了。

界面文化:你对当今电子词典、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?

黄灿然:不少出版社要求人名地名加注释,我认为互联网发达,这都没有必要了。 但是能把电子辞典与互联网结合运用的人不多,还是要靠经验。我不用翻译软件,只有确认有印象、已经大概知道的词才适用电子辞典。网络资料的好处是让研究变得方便,要判断一个新的词,找到几十个例子,再按照上下文推敲。

界面文化:你是否认为现在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、纯文化、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?

黄灿然:翻译相对来说不需要强调某种差别,但是去到某种程度,这些差别都意义不大,我还是干好自己的事情,不要管别人。

界面文化: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的中文化问题,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?

黄灿然:这不能胡乱创作,但还是要根据情况。至于何为外来?中国诗歌从陶渊明、王维、杜甫、苏东坡、白居易开始,他们受佛教影像,佛教从何而来?不还是翻译的,中华文明就是个杂交的产物,整部文学史,无论中外,基本上就是流亡、放逐、自我放逐、移位、失散、无家的历史。对我自己来说,就是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引进来,并把它同化。


黄灿然:诗人、翻译家,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,1978年移居香港,任香港《大公报》国际新闻翻译25年。著有诗集《十年诗选》《世界的隐喻》《游泳池畔的冥想》《奇迹集》;评论集《必要的角度》。译著有《里尔克诗选》《聂鲁达诗选》《卡瓦菲斯诗集》《巴列霍诗选》《约瑟夫·布罗茨基:诗四十一首》《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》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《论摄影》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等,《译文集《见证与愉悦——当代外国作家文选》。2011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。现居深圳洞背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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